本文围绕商务印书馆历史上出版的《价值、价格及利润》《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三部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过程，剖析在救亡图存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思想力量，反映文化出版人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做出的积极努力，论证出版对于转型中的国家和民族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上海。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先导，为黑暗中苦苦探寻救亡之路的中华民族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载体，马克思经典著作在中国早期的翻译出版，不仅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从而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实践，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过程中，中国现代出版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商务印书馆作为当时中国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在马克思主义早期的译介出版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传播也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01
商务印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根源
商务印书馆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首屈一指的现代出版机构，为中国现代出版、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历史上，出版了大量普及教育、传播新知的出版物，为当时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起到的突出作用尤其值得称道。其中，马克思主义著译作品的翻译出版也是商务印书馆重要的出版活动之一。
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期商务印书馆便已开始参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商务印书馆组织出版的译介各类新知新学的书籍、创办的宣介西方先进学说的杂志中，社会主义思想的引进和传播便是主要内容之一。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籍杂志中开始大量涉及西方各类政治思潮的内容，并且出版了众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到深远影响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著作。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前后的-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就有20余种，是同一时期出版此类著作最多的出版机构，比中国共产党自己创建的人民出版社还要多。根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做不完全统计，可以看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商务印书馆译介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著译作有近50种。仅从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的翻译出版角度来看，商务印书馆参与时间之早、传播范围之广、作品影响之大，被赞誉为马克思主义传播重镇的确当之无愧。
商务印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这既源于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也源于商务印书馆思想引领的自觉意识。
近代中国最大的时代课题就是救亡图存，众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展了一系列艰辛的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实际上都是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探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正是由于世界现代文明自西方兴起，对近代西方的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引进和学习，是中国人主动做出的探索社会转型变革的重要尝试。
这一探索最先也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出版领域，一大批仁人志士投身新闻出版行业，“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陆续将西方最先进的思想和文化通过书籍报刊译介到中国。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正是这一过程的主力军。商务印书馆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译介出版的以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著作，以林纾翻译的《茶花女遗事》等为代表的西方文学著作，以及一大批代表着当时最新思想文明成果的书籍，为国人打开了认识现代世界的窗口，从而促使人们了解现代的知识文化和思想观念，真正通过出版达成救国图存的目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学人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追求民族独立和思想解放，并以大量引进西方思潮的方式探寻启蒙国民、改造社会的救国良方。
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作为文明进步的思想代表，在得到广泛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真理的光芒。被誉为“五四之源”的商务印书馆在引进传播先进思想著作方面自然是不遗余力，同样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不只基于理论本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更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和时代需求的充分理解基础上做出的积极有益的探索。可以说，商务印书馆传播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之需，亦是顺势而为，充分体现了现代出版人积极变革社会、探索进步之路的自觉意识。
商务印书馆通过自己强大的发行网络和影响能力，为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广阔便利的平台。马克思经典著作、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介绍“新俄国”的著作等各类马克思主义著译作品，都出现在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中。
聚焦其中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价值、价格及利润》《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三部最具标志性意义。这种标志性既体现在这三部经典本身的理论地位和思想价值，更在于它们问世的上世纪20-40年代，中国社会环境风云激变，在紧张严峻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将马克思经典著作出版传播，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担当。通过这三部商务版马克思著作鲜为人知的艰难出版历程，愈加突显出现代出版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书写和精神重塑的重要价值。
02
《价值、价格及利润》：
最早的马克思原著中译本之一
《价值、价格及利润》是马克思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著作，书名现通译为《工资、价格和利润》，被称作《资本论》第一卷的浓缩。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李季翻译、陶孟和校阅的《价值、价格及利润》中译本，收入“世界丛书”。这是这部马克思论著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中译本，也是最早在中国出版传播的马克思原著中的重要一部。
新文化运动期间，商务印书馆在应对新思想新潮流的过程中逐渐成为积极推动文化革新的重要力量，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领导者更是亲到北京访书求才，认为“拟集同志数人，译辑新书，铸造全国青年之思想，此实为今日至要之举”，大力支持译介世界新文化。
不久，商务印书馆就开始出版反映北大新思潮的《北京大学丛书》，资助梁启超创办“共学社”“讲学社”并编译丛书，还约请蔡元培、胡适、蒋梦麟和陶孟和主编了一套“以译印欧美日本之著作为职志，各科项目，无不包罗”的“世界丛书”。这套丛书自年10月开始出版，秉持着“输入世界文明史上有重要关系的学术思想”之目的，收集出版了政治、经济、社会、小说戏剧等方面的作品共24种，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的4种，李季所译马克思论著《价值、价格及利润》就是其中之一。
李季是中共早期组织的53名成员之一，曾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热衷于翻译海外社会主义思潮论著。他翻译这本《价值、价格及利润》就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建党前夕，李季在回乡探亲期间译得此书，将译稿寄给胡适并拜托他转陶孟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陶孟和为此书做了校阅，并将其纳入自己参与主编的“世界丛书”。此后李季翻译的另一本《社会主义之思潮及运动》也是由陶校订并列入“世界丛书”的。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本《价值、价格及利润》，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一年，这个时期国内对马克思经典著作的译介和出版其实非常缺乏，该书应为继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后，当时屈指可数的马克思原著完整中译本。陶孟和在该书“序言一”中提到，“恐怕真看见过——先不必说读过——马克斯的著作的不见得有几个人”，同时他还强调，“马克斯的著作是共产党的圣书，是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源泉。我们要了解真的马克斯学说，须研究他自己的著作。”
由此可见，这本《价值、价格及利润》的译介出版，正好满足了当时读元典了解和研究马克思理论的社会需求。同时，“最初研究马克思学说的人读了这本小书颇可以略窥他的经济学的几个最重要的观念。要了解马克斯的共产主义，最先须了解他的经济观念，因为他的关于资本的生产的理论是建设在他的经济观念上的”，可谓是“一本最好的马克思研究入门书”。这样一部作品的出版，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介绍给中国的工人阶级，为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指导实践的理论依据。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而逐步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价值、价格及利润》与同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他马克思主义书籍一道，丰富了马克思理论文本，阐明了中国社会的问题根源，贡献了重要的思想和理论力量。
03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
曲折中问世的珍稀中译本
《资本论》是马克思的划时代巨著，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在中国，译介传播《资本论》始于20世纪初期，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共产党人李大钊、李汉俊、陈独秀等人都曾阐释、译介、推荐过其中的章节和内容，费觉天、郭沫若等文化志士也对译介《资本论》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商务印书馆在年出版了由陈溥贤翻译的柯祖基《马克思经济学说》，这是将“《资本论》的精华抽出来，加以平易的解释”的第一部解读《资本论》的中文诠释本。可以说，译介传播《资本论》的过程，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出版人认识和探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过程。
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陈启修首次翻译《资本论》并出版了第一分册，成为该著作最早出版的中译本，其后，潘冬舟、吴半农、侯外庐与王慎明、王亚南与郭大力等都不约而同地投入到翻译《资本论》的队伍中，并形成了年以前该著作的5个中译本。其中，商务印书馆于年5月出版了吴半农译、千家驹校《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但是这一版本却一直不怎么为世人所知。这主要是由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害、对马克思主义书籍的禁止，使得在国统区出版这类书籍必然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在传播上则更是举步维艰。但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志士仁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
关于该书的翻译出版过程，从书中“译者的话”可以看出，吴半农译介《资本论》的念头早已有之，但因陈启修译本的先行出版而放弃。在陈启修译本问世后一年，吴半农见陈译本不再续出，便提议与同事千家驹等人一起重新翻译《资本论》。他们计划将原著分为三卷译出，吴半农负责第一卷，于是他便根据年出版的由恩格斯订正的《资本论》第四版最新英译本（EdenCedarPaul译本），将第一卷分成了三个分册开始翻译，并于年下半年译成了第一分册，同时交由千家驹进行详尽的校订。其时，吴半农和千家驹都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所属社会调查所的研究员，而胡适与陶孟和则分别为该基金会董事会和调查所的负责人，鉴于胡、陶二人与商务印书馆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便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名义资助译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使其成为民国时期唯一一部由文化教育机构资助编译出版的《资本论》中译本。但是当时国共关系剑拔弩张，国民党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图书审查制度，严禁马克思主义宣传，有关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困难重重。迫于政府当局的压力和管控，几经周折，商务印书馆才于年5月悄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而其余内容的出版计划只能被迫中止，遥遥无期了。
商务版《资本论》虽然只出版了一个分册，但它客观真实地记录了马克思主义书籍艰难传播的历史。可以想见，商务印书馆在这本书的出版背后必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曲折过程，但即便冒着风险，商务在出版品质方面也没有丝毫马虎。该版本用纸印刷都比较讲究，扉页后所附马克思头像的插页，印刷非常清晰，是《资本论》中译本中首次出现的马克思头像。
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这个并不完整的马克思原著中译版本，是商务印书馆坚持传播先进文化、发扬学术职志的印证，更是近代中国文化出版人勇于追求真理、探索民族进步的精神体现，具有宝贵而独特的文献价值。
04
《共产党宣言》：
经济学著作里暗藏的“玄机”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满足了先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求，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中共建党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华岗、成仿吾与徐冰、博古等中共党员都相继做过《共产党宣言》的重译，形成了年以前《宣言》的几个重要经典中译本。
年4月，商务印书馆在重庆也出版了由陈瘦石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文，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由非共产党人翻译、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译本，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十分特殊的历史地位。
实际上，商务印书馆此版《共产党宣言》并非单独发行的单行本，而是作为西方经济学著作《比较经济制度》一书的附录问世的。《比较经济制度》是美国学者洛克斯（W.N.Loucks）和霍德（J.W.Hoot）合作撰写的经济学理论教材，主要比较介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有关观点，原著者在书中收录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劳动宪章》等8个附录，其中附录一即为《共产党宣言》全文。译者陈瘦石对该书进行了全译，商务印书馆于年9月和年4月分上下两册出版，并通过了国民政府的图书审查正式公开发行，使得收入下册附录一的《共产党宣言》成为在国统区出版发行的唯一版本。
在国民党政府实施文化独裁的情况下，任何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书籍都会被无条件管制禁止，马克思主义书籍要在国统区出版传播是异常艰难的。商务版《共产党宣言》却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当局严苛的图书审查，能够在国统区公开出版，除了因其作为经济学理论著作的附录形式较为隐蔽，恰好成功躲过当局审查外，出版方商务印书馆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从《比较经济制度》的封面可以看到，该书由中山文化教育馆编辑，被收入“中山文库”。“中山文库”是商务印书馆年代开始出版发行的一套丛书，丛书编译方为孙科发起创立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中山文化教育馆，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编辑“凡关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文艺等之世界名著，……在学术上有永久价值者，可供研究本国实际问题之参考者”的“中山文库”。
商务总经理王云五也同时担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理事，在文库的出版方面提供了诸多专业性的指导和帮助。据《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记载，“中山文库”出版有各科学术著译作品30余种，其中也不乏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如《马克思之真谛》《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陈瘦石在译《共产党宣言》之前，曾与弟弟陈瘦竹合译了罗素的著作《自由与组织》（），系统介绍了“辩证唯物论”“剩余价值论”等马克思主义主要思想，也被收入“中山文库”中。由此可见，在商务印书馆学术文库的“掩护”下，加之商务在学术文化界独一无二的实力和地位，该书顺利通过查禁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才使得藏身于附录中的《共产党宣言》在国统区的传播获得了一线生机。
不同于《共产党宣言》其他译本仅在苏区和中共根据地出版传播，此版《共产党宣言》在陪都重庆出版，并通过商务印书馆的发行网络传播到全国各地，在当时国民党准备反共内战的情势下，它的出版传播客观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式和路径，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现存所见藏书在印刷和用纸方面都比较粗糙，尤其是纸张使用的是类似于草纸的“渝版手工纸”，这是由于连年战争导致物资极度匮乏，可供印刷使用的纸张不足，可就算是如此粗劣的纸张，仍然闪耀着出版人为着先进思想的传播而不屈不挠奋斗抗争的光芒。
新中国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一波三折，马克思经典著作问世亦历尽坎坷，但正是有许多像商务印书馆这样怀揣救国理想的出版机构和出版人的不懈努力，才使得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从而成为促进民族发展进步的有生动力。
这样一种文化意识，早已化为中国现代出版业融入骨血、矢志不渝的出版方针和文化品位。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之际，回顾商务印书馆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出版传播历程，学习先辈的思想品格和出版智慧，并为今后出版能够怎样为新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服务做出思考，具有深远的参考意义。
编辑/陈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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